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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而时习之:薛涌的《论语》研究  

2008-01-21 13:23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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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于丹在电视里讲《论语》以来,《论语》忽然成为学者们解读的热门著作,远在美国的薛涌先生也为我们贡献了一个解读论语的本子。

 

薛涌先生的这本《学而时习之》洋洋三十多万言,解读的却不过是《论语》的第一章,其风格简直可以和汉代宫廷的经学博士相比。读过经书注疏的都知道,儒家经典的注或者还不算繁琐,疏却总是不厌其烦的,前面讲过的,后面永不避重复。薛先生的这部《学而时习之》也是如此,字里行间虽然没有饱浸着对儒家的热爱,但对儒家和宪政的擦肩而过却怀着深深的惋惜,一篇之中三致意焉,用“沉痛”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心情,大概也算合适罢。

 

认真读完全书后,我对薛先生的观点基本是赞同的。的确,自从五四砸烂孔家店以来,一直延续到文革,社会上都以打倒孔老二为风尚,影响到现在的老中青三代,仍有许多人提起孔子和儒学来,就不由得要热血沸腾,破口大骂。三年前我曾去苏州,在车上和朋友谈起砸烂孔子的事,本来闷声开车的司机突然激动起来,插上一句“砸得好,早该砸了”,让我大为愕然,不知这位老兄和孔子有什么私人恩怨。我不相信他对孔子和儒学有多少了解,那么他的愤激显然来自于既往的宣传。

 

然而,只要认真读过《论语》的人,如果理性一点的话,大概都不能否认,孔子的核心思想不但毫无可恶之处,而且是很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。就拿孔子再三宣扬的“仁”来说,《说文解字》上说:“仁,亲也。从人,从二。”由此可见,所谓仁,是指两个人,也就是说,对别人要像对自己那么好。在战国文字中,“仁”字的写法是从“心”从“身”声,也就是说对别人要用心去爱护。这难道是什么邪恶的观点吗?孔子本人对“仁”一向要求身体力行,可是为什么他最后却成为众矢之的呢?显然是受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牵连。

 

众所周知,中国的专制制度,实质上是法家的统治,只不过在外表披上一层儒家的袍子遮羞。“百代皆行秦政治”,商鞅、韩非创立的法家才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专制制度的毒瘤,儒家却不得不为此承担罪责,实在很不公平。而且,凭良心讲,即使专制政治下,作为“缘饰”的儒家思想也一向发挥着对恶政的缓冲作用。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儒家知识分子,不惜杀生成仁,对君主的恶行进行批评。西汉折槛不屈的朱云、东汉的党锢之祸、宋代的李纲、陈东、文天祥,明代的杨继盛、史可法,哪个不是以道义为己任的儒生?他们为百姓请命,宁死不屈,尽量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,使得专制皇朝的生命得以延续,推迟了天下大乱的到来时间。而真正作恶的法家,却躲在背后偷笑,这对儒家是不公平的。

 

对于法家的无耻,实在有必要拖出来好好批判一下。现在社会上一些无脑的愤青,还经常以大秦帝国为荣,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《大秦帝国》的小说,连篇累牍地称颂秦国的政治,吹捧秦国的武功,殊不知秦国的武功是建立在无以数计的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上的。“孟姜女哭倒长城”的传说,适足以说明这一点。而且,在冷兵器时代,越是野蛮的民族,越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,这本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如果我们生在秦朝,将是那累累白骨中的一具,将是秦朝所谓赫赫武功后面的泪和血。认识到这一点,我们还能笑得出来吗?还能自豪得起来吗?

 

因此,薛先生在这本书中,极力为儒家正名,实在是很有功绩的。当然,即使是为儒家正名,也需要正到了地方,如果像于丹那样,曲解孔子,把孔子的话断章取义,熬制成一锅所谓心灵鸡汤,为黑暗涂脂抹粉,那不但于孔子毫无功绩,反而是玷污了孔子,伟大的思想家被打扮成了《读者文摘》的撰稿人,这难道不可笑吗?而薛先生为孔子正名,主要是根据孔子主张的“兴灭国,继绝世”的理想,指出这和西方宪政的基础若合符节,是完全可能发展出宪政的一种契机。因为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,美国的宪政基础在于它的小镇传统,在于它的地方自治传统。中国的春秋前期,国家林立,每个国家有自己独立的自治系统,这和美国的小镇自治传统比较相似,这样每个自治系统可以结成一个整体,抵抗来自中央的强力。即使到了春秋末期,小国相继被大国吞灭,每个国家的国君和国内的卿大夫之间也有着权力制衡的关系,国君是有限权力的国君,卿大夫是有着相当势力的贵族,这也相当于英国大宪章时期,国君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。这些,都和宪政的基础非常相近。然而中国却最终错过了宪政的道路,专制皇帝消灭了所有贵族,强大的国家从此虎视眈眈的面对每一个手无寸铁的百姓。百姓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下哀啼宛转,忍无可忍时只好造反,以血雨腥风来进行政府的转换,而由于没有好的政治理论,每一轮政府的交替也等于每一个专制政府的更迭,中国社会就在这样螺旋而不上升的深渊中徘徊,最终不能走向真正的文明。

 

薛先生还特别提到日本借鉴西方的成功,也是和它在江户时代固有的地方自治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这一系列事实的罗列,让我们相信,凡是有着地方自治传统的国家,都能较快转型,走向宪政,反之则不可能。可惜,薛涌没有向我们解释,为什么中国在春秋之后会走向全面的专制,当然,这个问题非常复杂,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得到解决。

 

总之,薛涌这本书,对我们理解孔子的《论语》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。如果我们能发掘儒家文明中这种提倡地方自治的思想,对于将来中国文明的再建,对于建立中国最终走向宪政的文化基础,有着重要的意义。中国人要融入世界文明,或许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阐发并将之与世界文明接轨。如果中国能完全抛弃固有的文明而效法西方走向宪政,那当然也好;可惜由于民族特性的存在,固有的传统文明最终不可能抛弃,所以像薛先生这样对儒家文化的重新阐释极为重要。儒家是在农业社会中产生的,有很多思想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理念,但骂它是容易的,从它里面去勾沉阐发并构建新的和西方文明接轨的思想,这才是实实在在的,它任重而道远。

 

当然,薛先生这本书中有一些小观点我也是不大赞同的。比如他说中国古代乡村一级的机构没有什么文书,因为所有权力在中央,地方没有自治,所以行政很简单,不需要文书。事实上,就秦汉来讲,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在江陵凤凰山汉墓曾出土了不少乡村级的收税木牍,而这仅仅是墓主偶然随葬的部分文书,当时实际上日常运用的有多少文书,我们并不知晓,只不过定期销毁文书的制度让它们不能留存下来而已。因此,我们似乎不能武断地说中国的地方机构文书很少,更不能从中得出行政事务不重要的结论。还有,薛先生对鲁迅先生似乎极为反感,认为鲁迅创作的《阿Q正传》,反映了鲁迅先生的冷漠,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毫不关心的麻木心灵。理由是鲁迅是带着对阿Q的嘲讽语气来描写这个人物的,认为像阿Q这样的愚昧国民没有生存的必要。我认为薛先生这种判断在逻辑上是不通的。鲁迅先生当年学医,就是为了救治病人的痛苦,后来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信念,在于他认为拯救民众的愚昧更为迫切,更为重要,这没有什么不对,非但不能说明鲁迅的冷漠,更足以说明他内心的热情。试想,一群不知道自己权利的国人,一群不懂得争取自己权利的国民,是无法建立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的,就算他们身体被救治,也会随时成为不同利益统治者的炮灰。那样他们的肉体不存,身体的小病痛又算得了什么。或者说,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薛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理解还有较大的欠缺,不知道敢于写文章批评时政,挽救民众的灵魂才是真正的热血,因为他还可能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。薛先生拿生活时代、文化背景和中国毫不相同的特蕾莎修女来和鲁迅相比,可谓不伦。

 

虽然,薛涌这本书的细节、逻辑方面还有着部分这类我不能赞同的方面,但大的框架和思考,我是喜欢并赞同的。因此,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,值得向大家推荐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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